一、引言
盡管從古典時代開始就有學者提出微生物存在的假說，但直到19世紀，現代科學的發展才證明微生物的存在，讓人認識到食物變質、人體感染和疾病傳播等都由微生物導致。這一認識的結果是各種以現代微生物學為基礎的殺菌或消毒方法誕生，并被應用于科學研究、教學實驗、醫療操作和工業生產中。從那時起，最主要的消毒和滅菌方法分為物理和化學方法，其中物理滅菌又以高溫滅菌用途最廣。19世紀末期開始，工業生產的滅菌器種類繁多、式樣豐富，其中應用最為廣泛、最有效的便是高壓蒸汽滅菌器（autoclave），它是醫院和科學實驗室的器具、衣物和環境消毒必不可少的工具，作為器物見證了滅菌技術和機構變遷的歷史。
但遺憾的是，滅菌器作為日常使用且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科學實驗和科學活動中的歷史意義并未得到普遍承認。一個重要的例證是，在國內的科學博物館或者自然博物館中很少見到它的身影（但在國外科學博物館中滅菌器是常見之物，如倫敦的科學博物館就藏有4臺滅菌器）；專業的科學史研究者也極少對作為工具和儀器的滅菌器進行專門研究。但這是否意味著在科學史和科學收藏中忽略它們是正當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新近科學儀器史的相關研究提醒我們，它們的意義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進行闡釋。從宏觀層面來看，器具的歷史與科學、技術和工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它們的演化史是科技和工業發展之過程的見證；從微觀層面來看，它們在大學、醫院和實驗室等具體情境和使用者個人手中的應用同樣被賦予意義：它們是實驗和操作中機構和私人歷史以及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和積極參與者。
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藏有一臺美國生產的進口高壓滅菌器（見圖1）。首先，它是19世紀工業生產、科學技術發展以及商業運作的結果，見證了滅菌技術和設備的發展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和使用；此外，它與清華大學著名土木工程學家陶葆楷先生以及其他使用者的聯系，賦予了它作為一件特定儀器的微觀歷史。本文希望通過歷史回顧和對這件儀器的具體分析，提醒國內學界和博物館同行關注滅菌器及相關實驗和科學儀器。
這臺滅菌器來自清華大學環境學院，由我國土木工程和環境工程學家陶葆楷購買。它從形式上來說是一臺臥式高壓蒸汽滅菌器（horizontal autoclave），現存主體部分包括支架、滅菌倉、蒸汽發生器、安全閥、壓力控制器、控制閥和另配的開關等，頂部壓力表缺失。它的主體部分是圓桶形滅菌倉，橫置于支架上，與下方蒸汽發生器一樣通體紫銅材質，可加壓并自動控壓在15psi（103421N/m2），蒸汽溫度可達121.6℃。滅菌倉底部一側有銷售銘牌，標識由紐約Bramhall-Deane公司（以下稱布蘭霍爾公司）制造、費城Arthur H Thomas公司銷售，但未標明產品型號、專利日期或生產日期。此外，滅菌器頂部有油漆寫就的“生化 2-3-6”字樣。頂部的安全閥由Manning, Maxwell and Moore公司生產，型號為1445。這臺滅菌器在美國生產、在清華大學使用數十年，經數代學人之手，輾轉數個校內教學和科研單位，20世紀90年代才退役。追溯它的歷史能為我們了解滅菌設備儀器的發展、演化和使用以及清華乃至中國近代微生物實驗提供線索。
二、消毒與滅菌器：歷史回顧
在醫院、實驗室和工業生產中使用的高壓蒸汽滅菌器是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的產物[1]。從文明早期開始，人類就從經驗中認識到高溫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作用：烹煮是風干、腌制和熏制之外最重要的保存食物的手段；飲用開水可以避免生病；通過火焰燒灼外科操作中的器具可以避免感染發生。但直到19世紀，科學的進步才發現微生物是食物腐敗、人體疾病和傷口感染的共同原因。在此之前，從古典時代到文藝復興，不同時代和地區的學者都提出了微生物存在的假說；17世紀，顯微鏡的使用使科學工作者們確認了它們的存在，但當時生物學領域盛行的“自然發生論”認為這些微小的生物是自然形成，并且不參與任何生物學或者化學過程。這個學說雖然在17和18世紀逐漸被動搖，但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世紀。
微生物學在19世紀得到了突破性發展。最重要的貢獻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法國科學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他從釀酒和食品制造中獲得了關于微生物的知識，并且通過科學實驗、著述和辯論樹立了生源說（Germ theory），證明微生物的存在和對有機體所產生的影響：它們導致了食物腐敗、外傷感染和疾病傳播。與此同時，他也是現代滅菌和消毒操作的先驅者，從科學上發現了高溫在殺菌消毒方面的作用：他設計的巴氏消毒法（Pasteurization）如今仍然廣泛應用于食品工業；而現代高壓蒸汽滅菌器的起源也與他的工作息息相關。
現代高壓蒸汽滅菌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1679年，波義爾的助手、法國發明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發明了一個名為蒸汽蒸煮器（Steam digester）的裝置。這個裝置有一個密封的容器和蓋子，密封容器內盛水加熱之后可以避免蒸汽外泄，從而增加壓強，令容器內溫度保持在100攝氏度以上，以便能烹煮骨頭。帕潘的蒸煮器被視為壓力鍋和蒸汽機的前身，同時也是高壓滅菌器的前身。類似的裝置在之后不斷發展，但直到19世紀，高壓蒸汽才被用于消毒和殺菌。1831年，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一位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醫生，發表了自己的實驗結果，證明經過蒸汽高溫處理的衣物和其他物品可以避免傳播疾病，盡管他自己承認時人關于傳染的原因和本質一無所知。19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的發展，新一代的化學家和微生物學家如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巴斯德等基于高溫滅菌的原理發明了不同種類的滅菌器，這些滅菌器使用高溫蒸汽或者干燥熱氣滅菌。巴斯德發現潮濕的熱氣，也就是蒸汽，比干燥的熱氣在滅菌和消毒方面更加高效，這直接導致了蒸汽滅菌方法和蒸汽滅菌器的流行。實際上，干燥的高溫會破壞動物和植物的組織，與蒸汽高溫相比，也更難以穿透需要殺菌的組織和材料，難以控制，因此蒸汽消毒法在實際使用中遠較單純的高溫消毒更為廣泛。1879年，巴斯德與他的學生和助手查爾斯·錢伯蘭（Charles Chamberland）基于帕潘的高壓鍋原理發明了第一臺現代高壓蒸汽滅菌器，被稱作Autoclave，并以錢伯蘭的名字命名并注冊商標出售。這個裝置通過高壓提升蒸汽的溫度達到120攝氏度，從而保證了消毒和滅菌的速度和效力。
但錢伯蘭和巴斯德的高壓蒸汽滅菌器并不是當時唯一的滅菌器，至少科赫和他的團隊也發明了相似的裝置，并且得到了廣泛的使用。科赫并不欣賞錢伯蘭和巴斯德的發明，主要原因是他認為高壓蒸汽溫度過高，在實驗室中會破壞物品和培養基。他在1881年設計制造了非高壓的蒸汽滅菌器，主要原理是將需要殺菌消毒的物品放置在滅菌器內部的上層，加熱下層的水，使蒸汽流通循環從而殺滅上層物品上的微生物。差不多是同一時代，英國物理學家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l）也設計裝置利用高溫蒸汽滅菌，但他采取的是重復、間隔加熱的方法，被稱為丁達爾滅菌法（Tyndallization）。這些利用高溫蒸汽的不同滅菌方法和設備在19世紀80年代之后廣為流行，在歐洲和北美洲都被使用。比如，1891年美國費城出版的一本《細菌學綱要》（Essentials of Bacteriology）為醫學生的實驗提供了實驗方法和儀器設備的相關參考。作者在介紹蒸汽滅菌法的時候，對科赫的蒸汽滅菌器、丁達爾滅菌法以及錢伯蘭的高壓滅菌器都作了介紹。1897年，另一本細菌學教科書《細菌學手冊》（Manual of Bacteriology）對比了科赫式蒸汽滅菌器和錢伯蘭式滅菌器，認為科赫滅菌器所使用的不加壓方法運用方便、廣泛，但是錢伯蘭式高壓滅菌器則高效、迅速，但似乎操作復雜并且危險。
在19世紀90年代之后，普通蒸汽滅菌器仍然廣泛使用，但是高壓蒸汽滅菌器被認為是比普通滅菌器更有效也更昂貴的設備，逐漸成為醫院、大學和政府部門相關實驗室中的重要裝置。早期如科赫所認為的高壓蒸汽滅菌會破壞組織和培養基也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1897年，尼亞加拉大學醫學部開設了一門細菌學課程，課程的大部分內容是在實驗中完成。尼亞加拉大學之所以能開這門課，是因為大學的細菌學實驗室裝備了“最現代的裝置”，包括培養箱、顯微鏡，以及高壓蒸汽滅菌器。190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醫院的外科教授表示，在他所服務的校醫院中，高壓滅菌器被用于為外傷處理中用到的敷料和器具消毒殺菌。高壓滅菌器甚至在海外殖民地也被使用。1905年，美國殖民地菲律賓政府的科學局（Bureau of Science）新建成了實驗樓，實驗樓中就為生物學實驗配備了高壓蒸汽滅菌器。
隨著市場擴大，19世紀90年代之后，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生產與錢伯蘭的設計相似或者改良的高壓滅菌器，這些滅菌器的造型和設計也有了改變，功用也開始擴大。早期錢伯蘭的設計是立式，將用作水倉和滅菌倉的容器豎直放置，水倉在容器底部、滅菌倉門在頂部，底部支架相對較矮（見圖2）；臥式滅菌器則由支架將作為水倉和滅菌倉的容器抬高，同時水平放置，倉門從容器底部打開；此外，還有的高壓滅菌器將滅菌倉與水倉和加熱器分離，將水加熱后獲得的蒸汽通過管道引入單獨的滅菌倉。在20世紀早期，廠商生產高壓滅菌器采取了不同形制并應用于不同場合，最重要的廠商之一就是美國紐約的Bramhall-Deane 公司，它就是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館藏滅菌器的生產廠。
三、Bramhall-Deane（布蘭霍爾-迪恩）：產品與生意
1913年，一本介紹現代醫院管理、形式、建筑和設備的著作The Modern Hospital, ItsInspiration, Its Architecture, Its Equipment, Its Operation提到，在醫院的手術室里，對床墊、敷料、器具等消毒殺菌要求不同的滅菌和消毒設備。高壓蒸汽滅菌器，適合用于敷料的殺菌。此外，在談到實驗室的時候，作者認為，很多醫院的實驗室都配有單獨的消毒室，為培養基殺菌。在這里，最好的消毒殺菌辦法就是使用普通的高壓蒸汽滅菌器，而“最令人滿意的‘滅菌器’就是布蘭霍爾-迪恩公司生產的。”這家公司生產的滅菌器“構造簡單，操作簡便，沒有復雜的螺栓和輪軸系統。”這本書對布蘭霍爾公司生產的高壓滅菌器的贊譽表明該公司的產品已經非常流行，并且得到了市場的認可。的確，在20世紀初，布蘭霍爾公司就已經擁有了完整的滅菌器產品系列，分別用于為水、敷料、器具、工具、衣物和床墊等不同物品的消毒滅菌，是滅菌器市場上的一大競爭者。在書內的附圖（見圖3）上我們看到，這臺高壓滅菌器在外部造型、主要部分和形制上已經與陶葆楷在清華使用的滅菌器相差無幾。不過，布蘭霍爾公司的高壓滅菌器的市場認可也并非一蹴而就。
布蘭霍爾-迪恩公司于1859年在紐約成立。不過很顯然，鑒于微生物學和滅菌手段的發展歷程，在公司成立早期并不生產滅菌器。在19世紀60年代，布蘭霍爾公司最主要的生意其實是廚房用具。1865年，新澤西出版的一本賓夕法尼亞州工商名錄中包含了賓州之外的一些公司，其中就有布蘭霍爾。根據名錄，布蘭霍爾的生意范圍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的爐灶（furnaces,stoves and ranges）。公司投放的廣告頁也表明公司主要的產品是供酒店、餐廳、醫院和家庭使用的歐式廚灶、廚灶家具以及熱水和蒸汽桌。1869年的一本覆蓋紐約、費城、波士頓和巴爾的摩的工商名錄也將布蘭霍爾公司列為加熱裝置（heating apparatus）的主要生產商之一。在這個時期，布蘭霍爾生產的廚房用具得到了業界和消費者的肯定。1867年，紐約州立婦女醫院（The New York State Woman’s Hospital）新樓落成，它的廚房就裝備了布蘭霍爾公司生產的廚灶；1876年，康涅狄格瘋病醫院（The Connecticut Hospital for the Insane）的儲藏室裝備了布蘭霍爾公司的一整套廚房設備，包括爐灶、水池以及熱水管等。1871年，西賓夕法尼亞醫院（The Western Pennsylvania Hospital）瘋病科的廚房設備是由布蘭霍爾捐助并負責裝修的。在使用了一年之后，醫院在年報里對這些設備贊譽有加，表示非常滿意，認為它們無與倫比。
由此可見，在19世紀70年代末高壓滅菌器發明之前，布蘭霍爾公司雖然以廚具產品為主，但是他們在滅菌器市場上的進軍已經有良好基礎。一方面，通過生產、提供廚房設備，布蘭霍爾公司與紐約周圍的醫院建立的廣泛的商業聯系；另一方面公司生產的爐灶、蒸汽和熱水設備也為之后轉向生產高壓蒸汽滅菌器提供了技術基礎。可以說，這兩方面的條件使布蘭霍爾的高壓蒸汽滅菌器的生產和銷售水到渠成。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布蘭霍爾就開始設計、制造并銷售高壓蒸汽滅菌器。1891年，一本全美工商名錄就收錄了他們生產的滅菌設備，并標明供醫院使用。1895年，耶魯醫學院的手術室裝備了布蘭霍爾的滅菌設備。同一年，紐黑文醫院也裝備了布蘭霍爾的設備：一個水滅菌器和一個為敷料、繃帶和其他布料消毒的高壓滅菌器。據描述，這個滅菌器有一個水平放置的銅制圓桶，在其底部加水之后加熱產生高壓蒸汽，能保持7磅壓力20分鐘，溫度為228華氏度（約108攝氏度）。1896年的廣告中，布蘭霍爾公司聲稱自己的敷料滅菌器高效，并且易于操作，在美國的頂尖醫院使用，能達到外科手術在滅菌消毒方面的所有要求。除此之外，公司還生產一系列滅菌器用于床墊、器具、水等的消毒和滅菌（見圖4）。
進入20世紀，布蘭霍爾的滅菌設備在各種場合都享有盛名。例如，1911年麥克米蘭公司出版的《細菌學教科書》（A Text-book of General Bacteriology）認為相對于非加壓的滅菌器，高壓蒸汽滅菌器最近流行起來，代表產品就是布蘭霍爾公司生產的滅菌器。紐約一個研究實驗室于1916年發表的一篇關于傳染病的論文，其培養皿就是用布蘭霍爾的滅菌器殺菌消毒的。1914年，在一個考察微生物控制的食品工業實驗中，布蘭霍爾的高壓滅菌器是實驗人員選用的四種用于參照的實驗器具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的1891年出版的《細菌學綱要》在1913年修訂到第七版，在這一版中，科赫式和普通蒸汽滅菌器都退到了次要地位，高壓蒸汽滅菌器則增加了篇幅，作者所舉的例子就是布蘭霍爾的產品。
布蘭霍爾公司的滅菌器產品并不總是沿襲陳規，它們在生產中也改進設計，并登記了專利。早在1897年公司的擁有者羅伊爾·迪恩（Royal E. Deane）就為自己發明的消毒裝置申請了專利，并于1900年獲得了批準。這個裝置是為高壓蒸汽滅菌器所設計，它的開口能從內部關閉，并且自動密封，從而保證氣體不外泄并確保內部壓力。1915年，威廉·梅（William May）在迪恩的專利的基礎上做了新的改進，并將專利轉讓給了布蘭霍爾公司。這個專利的主要內容是在消毒倉中引入高壓蒸汽的之前將消毒倉內空氣抽空，以提高消毒的效力。如果放置應滅菌物品的消毒倉內有空氣，高壓蒸汽將不能滲透到被消毒物的材料內部，因此，事先將空氣抽空就有助于完成消毒。這一原理在19世紀90年代就為人所知，不同的廠商采取了不同的解決辦法。布蘭霍爾公司最主要的特點是在消毒倉的開口處設置雙層門，通過雙層門控制消毒倉內外的氣壓。1915年之后，擁有這種雙層門裝置的滅菌器成為布蘭霍爾公司的主打產品，這種門被稱為eclipse door，而裝置了此種門的滅菌器則被稱為eclipse autoclave。裝有這種設計的滅菌器在此后數十年之內暢行不衰，在各種實驗室使用。1932年，布蘭霍爾公司在《科學》雜志投放的廣告聲稱它是“第一臺裝有eclipse door的高壓滅菌器。從1900年開始就不斷發展，以便能跟隨實驗技術的進步。”除了功能改進，布蘭霍爾的滅菌器外形也有新的設計，30年代末就出現了方桶而非圓桶的滅菌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布蘭霍爾公司的產品采用將滅菌倉與加熱器和水倉分離的設計：置放應消毒物品的滅菌倉橫置于支架上，蒸汽發生器（包括水倉和加熱裝置）則置于其下方，通過管道與滅菌倉連接，而不是將蒸汽發生器直接與滅菌倉一同置于同一個容器的不同層。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的這件藏品也是此種設計（見圖1）。
到20世紀30年代，以布蘭霍爾為代表的廠商生產的高壓蒸汽滅菌器已經成為美國科學實驗、食品工業以及醫療操作中不可或缺的滅菌設備。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也能看到高壓滅菌器的使用。實際上，在此之前高溫和蒸汽滅菌法就已經傳入中國。比如1907年，《醫藥學報》雜志發表了一篇介紹消毒法（滅菌法）的文章，將滅菌法分為理學（物理學）和化學兩種。其中理學消毒法就包括高溫消毒法，但僅介紹了煮沸的辦法，未提及蒸汽加熱。但之后，蒸汽消毒法也得到了普遍的認知。比如，1920年《衛生報》介紹的消毒法中，就包括熱氣消毒法，推薦“將應消毒之物置釜中蒸至攝氏表一百度以上。”到20世紀30年代，面向普通民眾的雜志《生活月刊》已經開始介紹高壓蒸汽，并且表明高壓蒸汽難以深入到組織內部，因此需要先抽干空氣再用高壓蒸汽滅菌。1935年出版的《微生物學綱要》中有關于消毒法的詳細介紹，其中蒸汽消毒法被分為“流通蒸汽消毒法”和“緊張蒸汽消毒法”（高壓蒸汽消毒法）。前者可用郭氏蒸汽消毒器（Koch’s，即科赫滅菌器）或愛氏蒸汽消毒器(Arnold’s，另一種普通蒸汽消毒器）；后者則需要使用“緊張蒸汽消毒器”（即Autoclave）。作者承認，緊張蒸汽消毒法與流通蒸汽消毒法適用范圍差不多，而且緊張蒸汽消毒法需要將器械內部空氣驅除才能保證水蒸氣飽和從而確保消毒有效。
隨著相關知識的增長，普通蒸汽滅菌器和高壓滅菌器在相關機構，尤其是醫院中開始使用。比如1920年，由美國浸禮會傳教士高福林（Francis Wayland Goddard）創辦的紹興福康醫院（the Christian Hospital, Shaohing, Chekiang）從美國購入了一批消毒設備，包括一臺敷料滅菌器、一臺器具滅菌器以及兩臺水滅菌器。這些設備都由布蘭霍爾公司生產。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處，開始生產各種疫苗，設備中就包括高壓滅菌器。1937年末，武漢各個醫療機構中，高壓消毒器共有6臺。不過，高壓滅菌器在抗戰之前并未在所有醫院配置。例如，1934年浙江省立醫藥專科學校附屬病院的消毒室，就沒有此類裝。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滅菌器變得更加難以獲取。1941年，孫吉洪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文章討論中國戰時的衛生事業。他承認，以中國現在的工業發展水平而言，很多醫療器械，包括顯微鏡、高壓蒸汽滅菌器等都是無法制造的，必須要從海外獲得，但交通卻并不方便。在這種情況下，嚴福慶和愛潑斯坦都觀察到，戰時前線和后方的醫院很多時候不得不依賴于當地的工匠用土法制作類似的消毒器和高壓滅菌器。隨著抗日戰爭結束，社會秩序得到了恢復，高壓滅菌器在醫院更加普及。比如，1946年，復員后的南京中央醫院購置了新的儀器，其中就有高壓消毒器。1949年5月，武漢解放時，雖然各醫療機構中的儀器很多被運走、盜賣和破壞，但仍剩下22臺高壓消毒器和17臺普通蒸汽消毒器，比抗戰爆發前增加了數倍。
但另一方面，盡管高壓滅菌器作為必備設備逐漸在醫院中普及，大學的相關實驗室似乎并未在此類設備的購置上跟上醫院的步伐，甚至最應當有此類設備的生物學系也是如此。1930年2月，植物生理學家羅宗洛抵達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他發現這個系沒有一間實驗室，圖書不全，儀器更是闕如，僅有解剖使用的剪刀和刀子。羅宗洛到校半年之后，才設法買到一臺舊式蒸汽滅菌器。即使該校在1933年改善了設備，擁有顯微鏡和切片機，仍然沒有高壓滅菌器。之后，羅宗洛輾轉到中央大學任教，但中央大學的儀器設備也不敷使用。羅宗洛設法向校長羅家倫申請了大約1萬美元用于添置儀器和試劑，才終于為中央大學的生物學系添置了高溫滅菌器、恒溫箱等設備。
當時的頂尖國立大學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學校。即使是在民國時代以經費充裕著稱、在生物學研究領域占據領先地位的清華大學也并沒有多少相關設備。清華大學生物學系成立于1926年，但早期經費、人員和儀器都不足。1929年生物學館落成之后，儀器設備也差強人意。1931年，生物學系的儀器有恒溫箱、顯微鏡、照相機等，但是并沒有高壓滅菌器。一直到1936年，系主任陳楨才報告有一臺高壓蒸汽滅菌器。
在生物學系之外，別的實驗室，尤其是衛生工程實驗室也開始購置有此類儀器。比如，1930年，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開始籌備建立衛生工程實驗室，托禮和洋行從德國代購一批衛生工程實驗儀器，價值千余元洋元，其中就有兩種殺菌器：熱氣殺菌箱一具預算二百九十元；高壓殺菌箱一具價值四百八十元，熱度可達138攝氏度。這些設備于次年到校。同樣，在20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的土木工程系也開始購入此類設備，博物館現藏這臺高壓滅菌器就是土木工程系衛生工程實驗室的遺產。
五、清華大學的高壓滅菌器
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館藏的這臺高壓滅菌器為環境學院捐贈，但它的歷史與清華土木工程系息息相關。清華大學土木工程肇始于1926年組建的工程學系，至1929年開始專辦土木工程學系。1931年，陶葆楷受聘執教于土木工程學系，推動了清華衛生工程的發展。陶葆楷是中國土木工程和環境工程教育家和奠基人，1906年出生于江蘇無錫，1920年考入清華學校，1926年畢業赴美，獲哈佛大學衛生工程碩士學位后到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研修，1931年回國之后便到清華大學任教。在他的推動下，清華土木系與美國洛氏基金會合作在北平市東城區衛生事務所設立了環境衛生實驗區，并在1933年建成了衛生工程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在當時國內領先，并且與美國的實驗條件水平相當。根據1934年的統計，衛生工程試驗室已經初具規模，所裝備之儀器達到數十件，其中就包括一個“殺菌器”，其備注云：“pressure steam, gas heating, double wall.” 可見，這臺殺菌器就是高壓蒸汽滅菌器。但這并非現存的這臺滅菌器。
抗戰之中，清華南遷，西南聯大工學院雖然有市政及衛生工程組，但是相關的試驗并未開展。陶葆楷于1938—1940年任西南聯大土木工程系教授，1940年—1946年任系主任。據其回憶，土木工程系僅有測量儀器室、水力實驗室和材料試驗室等，衛生工程實驗室并未建立。1945年抗戰勝利，清華大學于1946年到北平復員，陶葆楷任土木工程系系主任兼工學院院長，又開始著力建設衛生工程實驗室。由于得到工學院的撥款，實驗室得以購買一批新的儀器。清華大學環境科學院退休教授李國鼎在當時承擔建設市政及衛生工程實驗室的具體任務。據他回憶，陶葆楷利用這筆資金添置了恒溫箱、細菌培養箱以及高溫滅菌器等設備。這臺高溫滅菌器就是現在作為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的藏品的布蘭霍爾高溫蒸汽滅菌器。1947年7月，李國鼎從清華大學畢業之后進入實驗室工作，整理了實驗室舊有和新購置的儀器。當時的課程“衛生工程實驗”分為“物化”和“生化”兩部分，由李國鼎負責；如果李國鼎的確是整理這批儀器的經手人，那極有可能滅菌器上的“生化2-3-6”字樣便是他寫上以區分兩類實驗儀器。不過遺憾的是，李國鼎已于2018年去世，其中的具體細節已經無法向其印證。
陶葆楷于1948年離開清華到哈佛大學做研究，之后輾轉臺灣、華南和北京大學任教，至1951年才重返清華。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土木工程持續發展，他所購置的用于衛生工程實驗的儀器也一直在使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蔣展鵬教授1955年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61年畢業留校任教，做“水化學與水微生物學”課程助教，并協助管理給排水實驗室。據他回憶，當時實驗室的儀器設備條件簡陋，靠“手動搖擺天平”和“目視比色比濁”。但是，蔣展鵬回憶，“實驗室有兩件‘寶貝’：高壓滅菌器和20攝氏度培養箱卻很引人為羨。”據他所言，這兩件儀器在當時相關院校和科研機構中十分稀罕，對清華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蔣展鵬并不清楚這兩臺設備的來源，他以為這是陶葆楷從美國帶回來的。事實上，陶葆楷1948年出國后輾轉多地，不可能隨身攜帶這兩件設備。
20世紀初的作者在談到不同種類蒸汽滅菌器的時候，認為布蘭霍爾的產品優點就是構造簡單、不易損壞。的確，清華大學這臺滅菌器，購買于1946年左右，使用數十年，見證了清華院系的更迭和調整，最終由1984年成立的環境工程系繼承，一直使用到1990年。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解躍峰1986—1989年在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攻讀博士學位，研究醫院廢水處理。據他回憶，直到他畢業，這仍是整個實驗室里唯一的一臺滅菌器，偶爾用于本科生的微生物實驗。他這樣的研究生則是幾乎每周都要用，當時從事微生物研究的學生也不多，儀器主要由他使用。1986年的某天，他開始實驗時發現用于產生蒸汽的水已經燒干了。由于懷疑是自己前一天實驗后忘關儀器，他還寫了一篇檢查。后來為了維修，他將儀器拆開，發現銅制電阻絲由于長時間使用已經被腐蝕，便騎車進城，前往前門附近的五金店購買零件。買回后才發現儀器需要使用英制電阻絲，我國出售的電阻絲無法搭配，最終請來專業的電工師傅幫忙，才修好了儀器。這臺儀器正常工作至解躍峰畢業后，不久（約1990年）又因鍋蓋漏氣而不能繼續使用，最終報廢。這臺滅菌器報廢之后，一直保存在環境工程系和環境學院。直到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開始籌備，這臺滅菌器才最終于2018年12月被收入博物館館藏，變成一件科學藏品，重獲生命。
六、結語
這臺高壓滅菌器于2019年4月在清華大學108年校慶期間展出。作為一件在展覽中出現的歷史遺物，它能為觀眾講述近代中國和清華大學自強和奮斗的歷史：在數十年的生命周期中，它見證的是科學研究領域篳路藍縷的開創，也是外寇荼毒之后一代學人面對戰爭瘡痍重整河山的決心，更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
但對一件具體的科學儀器而言，宏大的民族和國家敘事并不構成它的全部意義。首先，本文的歷史回顧證明，滅菌器的發明和演化自有其脈絡。它的發展與科學發現相關，但是也與技術、生產和商業相關。透過這個滅菌器，我們得以窺視早期細菌學說和滅菌方法在社會不同情境下的爭論、傳播和使用，同時也能夠了解它作為一件工業產品和商品，如何進入市場并被消費者接受。在這方面，布蘭霍爾的滅菌器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子：它在滅菌原理和技術上繼承了19世紀末巴斯德和錢伯蘭的滅菌方法，改進了設計和造型，并且通過公司早期的商業聯系和技術基礎進入滅菌器市場，成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最成功的滅菌器產品之一。它的影響力不但遍及美國，甚至遠達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福康醫院和40年代的清華大學都采購了這一產品。另一方面，科學儀器在維修和使用中往往也會顯露它的本質及其與制造者、使用者的關系。在具體情境中，我們可以看到清華大學的這臺滅菌器在與人的互動中作為一件器物的日常的和物質性的意義。它被購買、被搬運、被編號、被使用、被修理、被報廢——從這個層面而言，它身上的銷售銘牌、手書的“生化2-3-6”、解躍峰加上的電阻絲以及最后漏氣的鍋蓋共同塑造了這臺滅菌器的“物的生命史”（biographies of things），將它從一件產品和商品真正變成了實驗室中的科學儀器。
在歷史的闡釋之外，這臺高壓滅菌器在國內博物館藏品中也應有其地位。通過介紹和追溯這臺高壓滅菌器的歷史，本文希望能夠提醒科學史界與博物館界重視相關或類似設備和儀器的收藏和研究。高壓滅菌器是醫學、科學和工業中的重要設備，它們也因此被廣泛收藏于北美和歐洲的科學博物館、歷史博物館以及工業遺產地等機構。比如，美國國家博物館就收藏了數臺不同年代的高壓滅菌器，其中一臺是由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捐贈的錢伯蘭式高壓滅菌器；同樣，位于倫敦的科學博物館也收藏了來源于19和20世紀用于醫療、化學和生物學研究的普通蒸汽滅菌器和高壓滅菌器數臺；位于加拿大多倫多的國家歷史遺存古釀酒廠區（TheDistillery District）保存了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的建筑和設備，其中就包括一臺由布蘭霍爾公司生產的高壓滅菌器（見圖5）。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的情形。雖然如今科學博物館與自然博物館事業在國內方興未艾，但滅菌器仍然未廣泛進入博物館的館藏。
如前文所言，至少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高壓滅菌器就開始在國內的醫療和科研機構運用并被珍視。了解、收藏并介紹它們不但能勾勒滅菌方法和設備的歷史，更能夠揭示它們與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和科學的發展之間的勾連。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清華大學收藏的這臺高壓滅菌器是一個范例：它從形制和生產廠商上是20世紀早期的典型產品，可與世界范圍內其他博物館的藏品相互呼應；與此同時，它是國內現存較早的高壓滅菌器，在清華大學也經數代學人使用數十年，能夠揭示民國以來清華大學乃至全國衛生工程和環境科學研究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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